[80]周志宏：《学术自由与科技研究应用之法律规范》，载《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44页。
只是与自然科学不同，法学的检验标准不是通过实验进行证实或证伪，而是上文所说的法学理论能否将法条或更广泛的规则体的内容整合为逻辑上和评价上都无矛盾的体系或部分体系。这一论断应该不会引发争议，因为该款只能是最佳化命令而不是确定性命令，其只能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和满足，而不可能被完全满足。
当然，就像有学者评论的那样，某一项法律原则在个案权衡中胜出，既不意味着另一项法律原则普遍无效，也不意味着法律原则彼此处在普遍的矛盾之中，而只是表明，任何法律原则都要求在事实可能性与法律可能性上尽可能达到最佳化状态，从而将价值冲突的难题转化为原则权衡问题。另外，自1999年以来，我国一直遵循着非改不可的，进行必要的、适当的修改。当然，不能将上述论证结果推向极端，进而提出只要是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其他的宪法原则都可以弃之不用或类似的观点。如果确实有证据能够证明撤村并居系行政村内部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或不同行政村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平等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通过置换、出让或赠与等方式妥善处理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各项用益物权以及债权等方面的纠纷，那么撤村并居可以在宪法上获得肯定性评价，因为这正是第5款追求的结果。那么，如何区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呢？德沃金认为，法律规则是以完全有效或者完全无效的方式被适用，权衡则是法律原则的特定属性，且这一属性允许我们在相互冲突的原则间协调。
如果上述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无论当年的修宪者是否具有明确的主观意志，第5款一经进入《宪法》第10条，立刻在该条内部取得了最高位阶之法律地位，并借此会对该条第1—4款的理解和适用产生不同程度的统摄或影响。以现行《土地管理法》建立的成片开发征收制度为例，这种特殊的土地征收制度因为规范内涵和适用范围不明确遭到很多批评和质疑，然而，从落实上述两项内容规定性规范的角度看，建立这种特殊的土地征收制度具有合宪性和必要性，因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公益项目征收这两项制度，并不能充分确保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宪法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这两点的并存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身份和个体权益之间界限模糊。
其次是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义务规定。是过当还是必要的惩戒？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置于国家、集体和社会之下，家庭也是其中一个环节，是一个类似于单位的社会单元。郑晓琴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温岭市政府的审批行为，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实践中，这一规范表现出了两个层面上的异化，一个是不当的介入。
[10]同时，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伴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破坏婚姻自由的情形较之虐待老人、妇女、儿童的情形更少出现。
基于其实践中所发挥的各项积极功能，它已然不单纯的是被动保护对象，而是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承担着福利、养老等方面的义务。[13][澳]迈克尔・R.达顿：《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郝方昉、崔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18]这也是后期为何制度性保障开始强调基本权利保障的目标之原因。此外，还有可能会岀现，原本是个人的责任却波及家庭其他成员。
[16]由此，基本上不会去特别区分个人与家庭成员身份，进而可能会导致一些举措会以家庭之名影响个人权益之实现。父母应当引导、陪伴未成年人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保障未成年人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此外，第5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2]在公法学上，家庭甚少被关注，更多地被视为被管理的对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本质上是因为家庭中的事务存在诸多亲情、伦理、道德等内容，本身并不适宜由法律来调整。3.对特殊家庭的整体保护 除了特殊群体之外，实际上还存在一些作为独立主体的特殊家庭，对它们的保护往往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缺失或者家庭成员抚育、照顾义务履行缺失的情形之下的。
[2]如刘征峰指出，虽然早在上世纪末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岀了当时中国家庭法学基础性研究匮乏，法政策和立法论泛滥之弊病，但时至今日，家庭法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然缺乏洗削更革的自觉性。[9]参见许志雄：《制度性保障》，《月旦法学教室》（3）（公法学篇），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第78页。
由此，这种卫护更应以发挥现代家庭的活力、发挥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为目标。[15]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五：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2018年10月30日发布）。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2.对家庭成员的保护 家庭中存在诸多相对弱势的群体，一般为妇女、儿童，他们属于家庭中格外需要关照和保护的对象。（二）我国当下宪法规范的展开 我国宪法第49条有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成员的保护两部分涵义，包括义务性条款和禁止性条款两种类型。如2007年，我国便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20]，强调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形成的特殊群体，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
最终国家对家庭的保护形成了如下层次： 图：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之宪法规范架构 第4款中所强调的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儿童和前述3款中的相关规定是对应关系。再如教育，诸多不同层级的立法中也都强调了家庭作为教育主体的作用，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
当然，在后期制度性保障学说的发展中，也开始强调制度性保障的目的应在于确保某些基本权利的存在与实现，尤其是婚姻制度以及家庭制度。[4]这些都表明国家介入家庭领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尤其是这种保护属于一种制度性保障抑或权利维护？前者与制度性保障学说相关。如上诉人柴某1与被上诉人柴某2、柴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17]中，尽管上诉人未尽探望义务，但法院也只能认为，不论之前各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是否多付出了心力进行赡养，至少在刘某生命最后阶段的时间，陪伴她的是孤独和寂寞，根本谈不上柴某1所称的尽到了更多的陪伴和照顾义务。
再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都强调，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责任、奉献等有益的文化价值。典型的如联合信用惩戒，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 1 条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3]王丹：《新中国宪法文本中家庭的规范分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该案中，原被告系父女关系，原告为解决被告女儿的读书问题，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的房产赠与被告，被告应在今后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并让原告居住上述房产至百年，但此后，被告并未履行相应义务。实际上，这些规范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落实。
[5]参见陈慈阳：《宪法学》，台北：元照出版社，2003年，第637页。（二）家庭、户的并存所导致的保护对象模糊化 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家庭是规范对象和主体。
特别是将儿童和母亲并列在一起，强调借助国家的力量，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予关照。家族更是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调整个体之间、小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进而，在国家履行家庭保护义务时，首要的边界在于确定家庭内部事项，尊重家庭隐私以及不能调整的疆域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摘要: 我国宪法规范中明确规定家庭受国家保护，然而实践中家庭、户、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却含混不明。由此，法院认定赡养义务属于合同中的附随义务，进而依据宪法第49条第3款等相关立法规定，驳回了原告孙林英的诉讼请求。
其基础正在于第1款之规定，基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义务要求，家庭秩序内部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也受到了相应的调整。同时，受国家保护的家庭具有制度性保障和权利保障两个层面上的旨趣，也要求我们依此构建多层次的保护结构，进而实现家庭主体地位的发挥。
即使法律规定常回家看看，但是相应的法律责任却难以具体化。家庭是互相依赖、彼此共存的实体，某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是家庭中的大事而并非私事，病人首先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家庭成员。
例如生育自由，原本只是个人的隐私内容，但却日渐受到来自国家的关照，包含生育权在内的很多问题都开始通过国家层面的各种规范加以调整。（一）宪法规范的基础：家庭事务的公权力介入 自古以来，家庭是中国的治理工具之一，换言之，家庭富有严密的内部结构，以亲情、伦理为依托，承担着维护秩序甚至稳定社会的功能。